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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作品五篇

卡尔维诺寓言五篇

毛尖译


  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
  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
  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没有不幸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从别人家里偷东西,别人又再从别人家里偷,依次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去第一个窃贼家行窃。该国贸易也就不可避免地是买方和卖方的双向欺骗。该国政府也是个向臣民行窃的犯罪机构,而臣民也仅对欺骗政府感兴趣。所以日子倒也平稳,没有富人和穷人。
  有一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没人知道——总之是有个诚实人到了该国定居。到了晚上,他没有携袋提灯出门去偷,而是待在家里抽烟读小说。
  贼来了,见灯亮着,就没有进去。
  这样持续了有一段时间。该国的人感到有必要向他挑明一下,纵使他想什么都不干地过日子,可他没有理由妨碍别人干事。他天天晚上待在家里,这就意味着有一户人家第二天没了口粮。
  诚实人感到他无力反抗这样的逻辑。从此他也像他们一样,晚上出门,次日早晨回家。但他不行窃。他是诚实的。对此,你是无能为力的。他走到远处的桥上,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每次回家,他都会发现家里失窃了。
  不到一个星期,诚实人就发现自己已经一文不名了;他家徒四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他自己的错。不,总之是他的行为使其他的人很不安。因为他让别人偷走了他家的一切却不从别人家那儿偷任何东西。这样总有人在黎明回家时,发现家里没被动过——那本该是由诚实人进去行窃的。
  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
  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
  现在,那些富人发现,如果他们天天去桥上,他们很快也会变穷的。他们就想:“我们雇那些穷的去替我们行窃吧。”他们签下合同,敲定了工资如何分成。自然,他们依然是贼,依然相互欺骗。但形势表明,富人是越来越富,穷人是越来越穷。
  有些人富裕得已经根本无须亲自行窃或雇人行窃就可保持富有。但一旦他们停止行窃的话,他们就会变穷,因为穷人会偷他们。因此他们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以免遭穷人行窃,这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因此,在那个诚实人出现后没几年,人们就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了,而只说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贼。
  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
  

敌人的眼睛


  
  一天早上,彼得罗在路上走着,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烦扰他。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会儿,不过他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是有人在后面盯他的梢,可他看不见。
  他猛地回过头去:临近的几条街上人倒是不少,可他所在的这条街上却只有大门和围墙、贴满破海报的木栅栏。周围几乎没人。彼得罗立即对自己感到很恼怒,向这种回头的冲动让步真是愚蠢。因此他决心继续走,继续他刚才的思路。
  那是个秋天的早晨,有一点儿阳光;虽然不至于让你欢呼雀跃,却也不会叫你心弦纷乱。但是,不管他自己如何想,那种不安感还是越来越拽住他,有一阵他觉得这种不安感就聚集在他的脖子上、背上、肩膀上,就像他永远躲不开的目光,如同某种充满敌意的东西在慢慢地逼近他。
  为了克服自己的紧张,他觉得周围需要有些人,他便朝一条较繁忙的街上走去。但是又一次,在街角,他转身回头看,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经过,一个女人穿过马路,他仍然看不出周围的人和事与咬啮着他的焦虑之间有什么关系。转身的时候,他的眼睛对上了另一个男人的眼睛,那人同时也在转过头去。两个男人都同时迅速地把视线从对方身上移开,似乎彼此都在寻找另外的东西。彼得罗想:“也许那人会以为我在看他。也许我不是惟一的在这个早晨为感觉变得可恶地尖锐所苦恼的人。也许是因为天气,这日子,让我们都变得神经兮兮的了。”
  他那时是在一条繁忙的街上,因为心里这样想着,他就开始打量周围的人,注意到有些人的举动十分可笑:羞恼般地甩着手,几乎碰到了脸;眉头皱成一团,似乎是被突然的忧虑或烦心的记忆袭击了。“多么痛苦的一天啊!”彼得罗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在电车站,他踢踏着脚的时候注意到,其他等车的人也同样在踢踏着他们的脚,一边读着电车线路告示牌,似乎要在上面寻找没写上去的东西。
  在电车上,售票员在找钱的时候出了错,并且发了脾气。驾驶员向行人和骑车的拼命按喇叭;乘客的手紧紧地抓住栏杆,就仿佛沉船上的海员似的。
  彼得罗认出了他的朋友考拉多的身影。他正坐下来,没看见彼得罗,心神不宁地朝窗外打量着,用一手指甲抠着脸。
  “考拉多!”他冲着他头上叫了一声。
  他的朋友喊:“啊,是你!我没看见你。我在想事。”
  “你看上去很紧张。”彼得罗说,然后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想在别人身上发现和自己同样的状态。他说:“我自己今天也相当紧张。”
  “谁不是呢?”考拉多说。他脸上那种耐心而嘲讽似的微笑让人愿意听他讲述,并信任他。
  “你知道我的感觉吗?”彼得罗说:“我觉得就像是有双眼睛在盯着我看。”
  “眼睛,你这是什么意思?
  “某个我遇到过的人的眼睛,可我记不得了。冷冷的眼睛,敌意的……”
  “那种眼睛是不值得你看的,不过,你倒千万不可大意才是。”
  “是……那眼睛像……”
  “像是德国人的?”考拉多问。
  “对对,像是德国人的眼睛。”
  “那么,很明显了。”考拉多边说边打开了他的报纸, “比如这条新闻……”他指着标题:凯瑟林被特赦……SS重整旗鼓……美国资助新纳粹……“不奇怪他们又出现在我们背后了。”
  “哦,那么……你认为那是……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觉得呢?凯瑟林和SS的存在都很有些年头了,一年,甚至两年。可能那时他们还在监狱里,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那眼睛,”考拉多说,“你说你感觉到有眼睛在盯着你。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敢怎么盯人:他们眼睛下垂,而我们也不再习惯他们了……他们是过去的敌人,我们恨他们过去所做的,不是现在的他们。不过,现在他们发现了他们过去盯人的……他们八年前盯人的方式……我们是记得的,开始感到他们的眼睛又在盯着我们了……”
  在过去,彼得罗和考拉多,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记忆。而且他们,一如从前,不是什么幸福的人。
  彼得罗的哥哥死在一个集中营里。彼得罗和他的母亲一起生活,在他们家的老房子里。傍晚时,他回到家。门照例地嘎嘎响,碎石子在他的鞋底下吱吱叫,就像白天,每次如果你仔细听,它们发出的声音就像是脚步声。
  那个晚上出来的德国人,他现在走在什么地方?可能他现在正穿过一座桥,在运河边或一排矮房子边踱步,房子里的灯亮着,在一个满是煤和碎石的德国——他现在是普通人的打扮,扣子一路扣到下颌的黑外套上,绿帽子,眼镜,他此刻正盯着,盯着他,彼得罗。
  他打开门。“是你!”传来他母亲的声音。“终于回来了!
  “你知道不到这时候我是不会回来的。”彼得罗说。
  “是,我知道,可我等不及。”母亲说,“一整天我的心都在嗓子眼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条新闻……那些将军又接管了……说是他们一直都是对的……”
  “你也是!”彼得罗叫道。“你知道考拉多说什么了?他说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那些德国人又在盯着我们了……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都紧张……”然后他笑了起来,似乎这事只有考拉多一个人这么想。
  但是母亲的手在他脸上挥了一下。“彼得罗,是不是要打仗了?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这个,”彼得罗想,“直到昨天,当你听人谈起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性时,你是不会想到这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过去的战争有它们自己的模样,而且也没人知道新战争会是什么样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战争又找回它过去的脸了,还是他们那些脸。”
  吃过晚饭,彼得罗出门,外面下着雨。
  “彼得罗?”他的母亲问。
  “什么事?
  “这种天气还出门?
  “怎么啦?
  “没什么……别太晚……”
  “我不是小孩了,妈妈。”
  “好,巴……再见……”
  他的母亲在他身后关上门,停下来听他在石子路上的脚步声,门的叮当声。她站在那儿听雨的声音。德国在遥远的地方,在阿尔卑斯山脉的那一头。那儿可能也下着雨。凯瑟林驱车经过,他的车溅起了泥浆;把她儿子带走的SS正要去重整旗鼓,穿着闪亮黑雨衣,他们老兵的雨衣。当然,在今天晚上去担什么心是愚蠢的;同样明天也不必担心;甚至这一年都不必担心。但她不知道她可以有多长时间不必担心。即使在战争年代,有些晚上你也不必担心。但你现在却早就开始为第二天担心了。
  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
  “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
  

呼喊特丽莎的人

 
  
  我迈出人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
  我的影子受了月亮的惊吓,蜷缩在我的两脚之间。
  有人走过。我又喊一声:“特丽莎!”那人走近我,问:“你不喊得响一点,她是听不到的。让我们一起来喊吧。这样,数一二三,数到三时我们一起喊。”于是他数:“一,二,三。”然后我们一齐吼:“特丽丽丽莎莎!
  一小撮从电影院或咖啡馆里出来的人走过,看见了我们。他们说:“来,我们帮你们一起喊。”他们就在街中心加入了我们的行列,第一个人数一二三,然后大家一齐喊:
  “特丽丽丽莎莎!
  又有过路人加入我们的行列;一刻钟后,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二十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
  要把我们这么一群人组织起来同时喊可真不容易。总是有人在没数到“三”之前就喊了,还有人尾音拖得太长,但最后我们却相当有效地组织起来了。大家达成一致,就是发“特”音时要低而长,发“丽”音时高而长,发“莎”音时低而短。这样听上去就很不错。当有人退出时,不时地会有些小口角。
  正当我们渐入佳境时,突然有人——如果是从他的嗓音判断,他一定是个满脸雀斑的人——问道:“可是,你确定她在家吗?
  “不能确定。”我说。
  “那就太糟了,”另一个说,“你是忘了带钥匙,对不对?
  “其实,”我说,“我带着钥匙。”
  “那么,”他们问,“你为什么不上去呢?
  “哦,可我不住这儿,”我说,“我住在城市的另一头。”
  “那,恕我好奇,”满脸雀斑的人很小心地问,“那到底是谁住在这儿?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说。
  人群似乎有些失望。
  “那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一个牙齿暴露的声音问,“你为什么站在这儿的楼下喊‘特丽莎’呢?”
  “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
  他们有些恼怒了。
  “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那雀斑似的声音很狐疑地问。
  “什么?”我恨恨地说,然后转向其他人——希望他们能为我的诚意作证。那些人什么也没说,表明他们没接受暗示。
  接下来有一阵子的尴尬。
  “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
  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
  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
  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声音在喊:“特——丽——莎!
  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良 心


  
  来了一场战争,一个叫吕基的小伙子去问他是否能作为一个志愿者参战。
  人人都对他赞扬有加。
  基走到他们发步枪的地方,领了一把枪说:“现在我要出发了,去杀一个叫阿尔伯托的家伙。”
  他们问他阿尔伯托是谁。
  “一个敌人。”他回答,“我的一个敌人。”
  他们跟他解释说他应该去杀某一类敌人,而不是他自己随便想杀谁就杀谁。
  “怎么?”吕基说:“你们以为我是笨蛋吗?这个阿尔伯托正是那类敌人,是他们中的一个。当我听说你们要和那么多人打仗,我就想我也得去,这样我就能逮住阿尔伯托了。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了解这个阿尔伯托,他是个恶棍。他背叛了我。几乎没个由头,他让我在一个女人那儿成了小丑。这是旧话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那我可以把整个经过跟你们讲一下。”
  他们说行了,这已经够了。
  “那么,”吕基说,“告诉我阿尔伯托在哪儿,我这就去那儿和他干一场。”
  他们说他们不知道。
  “不要紧。”吕基说,“我会找到人告诉我。迟早我要逮住他。”
  他们说他不能那样做,他得去他们叫他去的地方打仗,打恰好在那里的人。关于阿尔伯托,他们是一无所知。
  “你们看,”吕基坚持说:“我真是应该跟你们讲一下那件事。因为这个家伙是个真正的恶棍,你们去打他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其他人不想知道。
  吕基看不出这是什么原因:“抱歉,也许我杀这个或那个敌人对你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杀了一个与阿尔伯托没有关系的人,我会难受的。”
  其他人不耐烦了。其中一个人颇费了番口舌,跟他解释战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可以认定自己要杀的某人是敌人。
  吕基耸了耸肩。 “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他说, “你们就别把我算上了。”
  “你已经来了,你就得干下去。”他们吼道。
  “向前走,一、二,一、二!”这样他们就把他送上战场了。
  吕基闷闷不乐。尽管他可以随手杀人,但那不过是为了看看他是否可以找到阿尔伯托,或者阿尔伯托的家人。
  他每杀一个人,他们就给他一个奖章,但他仍闷闷不乐。“如果杀不了阿尔伯托,”他想,“那我杀那么一大堆人是一点都不值得的。”他感觉很糟。
  同时他们仍在不断地给他颁发奖章,银的、金的,各种各样的。
  吕基想:“今天干掉一点,明天干掉一点,他们就会越来越少,最后就会轮到那恶棍了。”
  但是就在吕基找到阿尔伯托之前,敌人投降了。他感觉糟透了,自己干掉了那么多的人,却毫无意义。现在,因为和平了,他就把他的奖章都装在一个袋子里,去敌国到处转悠,把奖章分给那些死者的妻子和孩子。
  这样转悠的时候,他就遇上了阿尔伯托。
  “好,”他说,“迟来总比不来好。”他就把他干掉了。
  那样他就被捕了。他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不停地说他这样就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
  
 
 


  
  有这样一个镇子,做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
  现在,因为惟一未被禁止的就是尖脚猫游戏,所以镇上的臣民就经常聚在镇后边的草坪上,成天地玩尖脚猫游戏。
  因为禁令被制订的时候总有恰当的原因,所以没有任何人觉得有理由抱怨,也没人觉得受不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官员们觉得再没有任何理由禁止臣民做这些事了,他们就派了传令官四处通知人们一切都开禁了。
  传令官来到老百姓喜欢聚集的那些地方。
  “听好了,听好了,”他们宣布, “所有的都开禁了。”但人们还是玩尖脚猫游戏。
  “明白吗?”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
  “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
  那些传令官一再地提醒他们的臣民,他们又可以回到他们从前曾经从事的那些高尚而有用的职业中去了。但是老百姓都不愿听,他们继续玩尖脚猫,一圈又一圈,甚至都不停下来喘口气。
  看到他们是白费劲,那些传令官就回去禀报上面。
  “这很容易,”那些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
  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
  然后人民分秒必争地又回去玩尖脚猫游戏了。

卡尔维诺的现代寓言

文学从本质上说是隐喻的。现代修辞学研究证明,语言交流中真正意义上的直言,几乎是不存在的(有人认为只在一些专有名词中存在)。总是先有比喻义,才有本义的,字面义是喻说过程的产物。这是特别强调语言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之后的结论。持这样的观点就登上了现代喻说理论的平台。文学在本质上是隐喻的,是说字面义总是因为有比喻义而存在。
  这是给了我们一个看文学的新的角度。在这个理论平台上,我们看寓言会更有别样体会。寓言的最初诞生是为了给人说道理,用一个故事来隐喻着某一个道理。既然如此,道理是第一位的,故事则是为了道理才存在的。因为这个诞生的最初动因,所以,寓言就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点,第一点,那个故事不能太复杂、太曲折,人物也不能太多,只有这样,读者的注意力才不至于全被故事的复杂性所吸引,才能对故事有所把握,以便在优越的心态中,仔细琢磨故事层面以上所蕴涵的道理。与此相应,其文本一般都比较短小。第二点,叙述简洁、明晰,作者笔下一般不带感情色彩,呈现出客观、冷静的基调。这是因为,本来寓言就有两个层面,即故事层和寓意层,作者所要表达的道理是那个寓意层所要达到的效果,完整的冷静客观的故事叙述,尽量不要泄露感情,也避免干扰读者对故事的把握,以便集中力量去解读寓意层。第三点,叙述过程中,不去执意表现人物的心理感受和感情的复杂性,也不过于刻画人物的神态和服饰,这是因为,人物的性格和寓言的寓意相比是次要的,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人物是构成整个故事的一个符号。
  如果说,其他文本,比如小说,可以仅有故事层面,或者说故事层和隐喻层不能剥离开来,那还是说的过去的,而寓言却必须有两个层面。两个层面必须能够剥离开来。而能够剥离开来的寓言在于是否可表示出,人类是理性的,有对道理和哲思的本能热爱。
  寓言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体,可在现代人这里,寓言依然存在,我们称之为现代寓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现代寓言。
  毋庸置疑,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是一位优秀的现代寓言作家。对于寓言,卡尔维诺说:当一个人感到压抑时,他写寓言;当一个人不能清晰地表述思想时,他写寓言,月。藉寓言以表达。但无论怎样,历经炼狱,当然主要是指历经精神体验的炼狱,才能有对人类过人的理性审视和超越的眼光。而这是写寓言的前提条件。卡尔维诺是有这样的理性和超越的眼光的。卡尔维诺在他的三个连贯性的小说所组成的小说集《我们的祖先》中的《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曾经借那个半个人、善良的梅达尔多的口说过:这就是做半个人的好处:理解世界上每个人由于自我不完整而感到的痛苦,理解每一事物由于自身不完全而形成的缺陷……我现在怀有我从前完整时所不曾体验过的仁爱之心:对世界上的一切残缺不全和不足都抱以同情。可以说,卡尔维诺深切体验了人类的困境,他也就能更真切地勘探人类存在的各种可能性,并以惊人的想像力和幽默风趣的语言,展示寓言的言内之言的丰富性,并抵达寓言的弦外之音的无比准确性。
  我们现在读到的是卡尔维诺的《黑羊》《呼喊特丽莎的人》《做起来》《良心》《敌人的眼睛》五篇(《南方周末》副刊所转载)。这一组寓言是他在一九四三年写在一张纸上的随想。
  在《黑羊》中,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稳定的循环圈:从前有个国家,里面人人是贼一到傍晚,他们手持万能钥匙和遮光灯笼出门,走到邻居家里行窃。破晓时分,他们提着偷来的东西回到家里,总能发现自己家也失窃了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偷别人与被别人偷形成了一个维持平静和幸福的循环圈。不幸的是有一天有个诚实的人来这个国家定居,起初是他不出去偷别人,后来有人指点迷津,说他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自由。一到晚上,他也开始出去,但他不是去偷,而是去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
  如果说,每天晚上出家门是个行动符号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一个出行的符号,他在以他的诚实偷偷地置换了符号的一些符号素:出门,这点与他人是一致的;不偷,这点与他人是相异的。叙事中最基本的机制是交换,交换也是维持人类持续前行的机制。在《黑羊》这个寓言中,交换是使循环链正常运转的力量。但是现在让正常的行动素发生了分裂,分裂为既有夜晚出去,可又不去偷两个符号素,于是,夜晚出去这个符号变化了,原初性的平衡被打破了:不久以后,那些没有被偷过的人家发现他们比别的人家富了,就不想再行窃了。糟糕的是,那些跑到诚实人家里去行窃的人,总发现里面空空如也,因此他们就变穷了。叙事的动力学意义在此处被卡尔维诺发挥到了极致,他要不断地找到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动力,寻找动力就是不断地打破循环圈、再造循环圈:同时,富起来的那些人和诚实人一样,养成了晚上去桥上的习惯,他们也看河水打桥下流过的情形。这样,事态就更混乱了,因为这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变富,也有更多的人在变穷。这样是不行的,于是,那些富人发现,他们如果天天去桥上,他们也会变穷的,于是他们雇佣那些穷的人去为他们行窃。我们看到,诚实的人打破循环链之后,人们很快找到了新的平衡机制,新的平衡机制中,又有一种新的交换内容:有人不用自己去偷,但本质上他们依然是贼。这其中行动符号素又发生了变化,有些人晚上出去,但本人不偷,雇佣他人去偷,他人是他的本质的延伸。现在这个平衡是富人和穷人共同组成的,卡尔维诺依然锲而不舍:富人于是又雇了穷人中的最穷者来帮助他们看守财富,于是,在这个更高一级的平衡中就意味着要建立警察局和监狱
  卡尔维诺是以俯视角来勘探人类境况的,因此他有洞若观火般的发现,他发现,始终处于循环之中,这是人类的常态,又是一种悲哀状态。循环构成稳定。找到平衡维持平衡是聪明人之所为,而历史就是在的势力的杠杆的作用下前行的。我以为,卡尔维诺叙事动力是找到平衡打破平衡再找到新的平衡,再打破……以至无限,但没有让道德性的评判所束缚,历史的冷酷无情闪烁其中:现在,人们不再谈什么偷盗或被偷盗,而只说富人和穷人,但他们各个都还是贼,惟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卡尔维诺超越了阶级分化的漫长历史过程,用回溯的眼光审视了历史深处的人类本性。带有悲凉情调的道德判断意味同时也无声地流淌出来。
  这则寓言中的诚实的人和那些所谓的富人、穷人,都没有细致的耐人琢磨的心理感受,仿佛是一个个运行着的符号,编织着这个循环之打破与重新构造的故事,直观地显示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呼喊特丽莎的人》中所描绘的事件,是在一个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境下启动的:我迈出入行道,朝后退几步,抬起头,然后,在街中央,双手放在嘴上作喇叭状,对着这一街区的最高建筑物喊:特丽莎!’”可是,事件一旦被启动起来,人们就不再追究启动的最初原因,卡尔维诺显示给我们:人们都诚心诚意地随着喊起来,一会儿就成了一大群人,大约有二十个吧,而且还不时地有新成员加入,直至渐人佳境,这是一个不被任何人怀疑的举动,但终究有人对此事件质疑了,于是事件的最初起因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原来发现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根据的启动:“‘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们可以喊其他名字,或换个地方叫喊。这并不重要。’”当问题被提出来后,人们出现失望”“恼怒,接下来是一阵子尴尬尴尬,这是人们面对真实现实的最形象的刻画,也可看做是卡尔维诺对人类存在境况的一次缩影式的描绘。即便是没有意义的启动,人们在尴尬的同时,还是没有彻底地放弃盲目:“‘要不,有人好心地说,我们一起来最后喊一次特丽莎,然后回家。这样我们就又喊了一次。一二三特丽莎!’但这次叫得不太好。然后人们就纷纷回家了,一些人往东,一些人往西。”“我快要拐到广场的时候,我还听到有声音在喊:————!’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
  我们不难在文本中看到跟着呼喊特丽莎的人们的真诚,为了真诚的真诚。不明真相地呼喊特丽莎,构成一个圆圈,人们真诚地在这个循环圈内。诚意分为有目的的真诚和无目的的真诚。当真诚是无所指的时候,卡尔维诺悲剧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活里的从众现象及其可悲。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在他的《孤独的人群》中提出三个阶段的理论,传统的社会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主义的社会。传统社会人们受传统的引导:我之所以做什么,很简单,是因为其他人都是这样做的,一切活动都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这样做,而这就是正确的方式。市场资本主义,里斯曼说,从新教传统或清教传统中来的实业家是受内在引导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后现代社会是受他人引导,实质是整一性,你不能与别人有差别。他人引导的人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卡尔维诺所写的从众的人是受他人引导的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如今的悲剧性存在境况。
  如前所说,寓言这种文体,通常具有叙述者清晰的理性思考,因此隐含作者的视角一般也是俯视静观的。寓言中的人物以及情节都被一种理性的上帝之手所操纵着,因此故事本身又似乎是一个游戏。
  确实,卡尔维诺的这一篇现代寓言在这种理性的观照之下,有比较强烈的游戏色彩。所谓游戏色彩是从情节的设置角度来说的。游戏是西方哲学、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认为游戏,在形态上多半表现为实际生活活动的模仿或类似物,但就其发动而言,它不同于劳动及其他一切实际活动,它以身心的自我目的性自由活动为特征,在内心里与纯粹的快感相结合”(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界定进一步认为,游戏本身意味着虚拟出一种意义,是在合乎规则的情况下对于意义的创造,其后还包括一种超越的力量在适当的时候对游戏本身的取消,这种取消同时也就是对游戏虚拟出来的意义的取消。在这个文本中,呼喊是一种游戏,呼喊本身是一种意义的创造过程,这种意义首先来自呼喊这一行为所产生的现实功效——“呼喊是试图在与特丽莎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从而交流传递信息。路边的人们认定所进行的是这种以传递信息为目的的功利层面上的意义的创造,所以在看到的呼喊并没有引起特丽莎的注意的时候,人们也加入了这个意义的建构过程,他们认为自己的功用在于扩大和加深这种呼喊的效果。他们进入了意义的建构过程,同时使得自己也成为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是由集体的呼喊所赋予的,人们的态度是投入的,默认的前提是——“确实在呼喊特丽莎,确实想引起特丽莎的注意。当坦言并没有什么特丽莎,最初的呼喊并没有明确的功利指向的时候,呼喊这一行为从一种现实意义的创造过程变成了游戏的虚拟过程,人们所着力去创造去坚持的那个目标也就失去了。意义被取消了,准确地说,是后来加入呼喊的人们所期望创造的那种意义被取消了。我希望你没有耍我们。人们开始领悟了呼喊只是一个纯粹的游戏。但游戏既然已经被创造了出来,那就不是最初创造游戏的人所能全部操纵的了。一定是还有人留在那儿继续喊。有些人很顽固。游戏被认真地坚持着,而那些坚持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游戏的本来面目,还在进行着想像中的
   
现实意义的创造,他们的创造,只在个人意义上有价值,而他们渴望出现的那种意义,仍然没有降临。
  从更高的层次之上,这则寓言的结尾使人联想到《等待戈多》所传达的荒诞感,这是一种终极价值的缺失,这种缺失隐喻着价值的困境。人们茫然呼喊,却不知道呼喊的对象是什么人。呼喊所引起的人群的聚散也可以隐喻人的一生的聚散。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是我们在说着语言,而是语言在说着我们,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在语言之中,成为语言的奴仆。语言控制着我们的思维、行动和选择。语言的力量的诸多表现之一,就是语言结构的形成,语言结构和言语的关系在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得到认定后,激发了许多理论灵感。罗兰·巴尔特即是其中一位。他把语言结构——言语代码——信息这两组概念看成是同构的。
  当我们把这样的理论应用到卡尔维诺的《做起来》时,我们发现,语言结构所规定的是恒定的,它只是代码,而命令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发布的,它永远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命令本来的意思。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的悖论。当这个镇子上什么事情都被禁止了而惟有尖脚猫游戏没有被禁止。人们什么都不可以做。后来官员们宣布:所有的都开禁了。开禁的概念是,以往被禁止的行为现在都不再被禁止了。但人们依然玩尖脚猫游戏。传令官重申,你们现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从逻辑上来说是没有边界的,好的,臣民们回答。我们玩尖脚猫。看到臣民们不听他们的劝告,依然玩尖脚猫,官员们说:现在我们下令禁止尖脚猫。”“人民就是在那时开始反抗的,杀了部分官员。”“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了当然也包括做玩尖脚猫,这是合乎政府的这个命令的;后来人民开始反抗,杀了部分官员,也是在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的范围之内。语言作为发布命令的载体,曾经构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阻碍人们行动自由,而现在人们利用了语境可以任意做想做的事”(这是官员们想让人们做超于尖脚猫游戏之外的其他事的意思表述)却消解了这个命令的力量,做了包括杀了部分官员、继续做尖脚猫游戏等任意想做的事来抗衡现在的命令。于是发布命令的官员就被置于反讽的境地中。关于语言永远不能准确抵达意义的思考、语境所产生的荒诞感得到了很好的艺术表达。
  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把寓言分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类是历史与政治寓言,是借助字面上描写的人物与情节指代或讽喻历史人物与事件,另一类是观念寓言,故事里的人物象征抽象的概念,故事情节用于传达训诲阐明论点。无论哪一种,都因有人物、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也就是第一层意义,同时借此喻彼表现另一层相关的人物、意念和事件。我们所读到的卡尔维诺的寓言应属于观念寓言。诚如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寓言可以传达抽象的概念和阐明论点,于是我们看到,卡尔维诺用语言讲了一些极其抽象的道理,《良心》正是这样一篇。叫吕基的小伙子愿意作为志愿者参战,他不是为了去杀作为某一类的敌人,而是为了杀一个恰好在敌方的属于他个人的敌人,那人叫阿尔伯托。结果他在战场上无奈地杀了许多敌人,得了不少奖章,但他闷闷不乐。敌人投降了,战争结束了,他到敌国去转悠,终于发现了他的敌人阿尔伯托,他就把阿尔伯托干掉了,于是他被捕,被指控为谋杀并判处绞刑。在审判中,他一再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良心。但没人听他的。这里的关键词是良心战争,良心是属于个人的,可通过个人的实践来满足,而战争则属于群体,受权力意志的支配,战争中个人的意志服从并汇人群体意志中,良心的作用和意义被群体意志和意义所淹没。如果,吕基在战争中发现了阿尔伯托,并杀死了他,他的良心就和战争融为一体,良心得到了在合理合法的情境下的实现,但他杀死阿尔伯托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此时的阿尔伯托的归属已不再是敌方,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吕基依然将阿尔伯托看做敌方中的一员,其实,作为群体的敌人已不再存在,剩下的是作为个人的敌人,对个人的敌人依然用对待群体敌人的方式,这是人生的错误,错位所产生的错误。人类常常处于吕基的这样的不自知状态下,卡尔维诺以理性的眼光揭示了这样的存在状态。
  一九八八年英国韦伯列德文学奖得主罗什第说:当意大利爆炸,当英国焚烧,当世界末日来临,我想不出有比卡尔维诺更好的作家在身边。我以为,何止因为卡尔维诺的智慧、风趣和幽默,何止是卡尔维诺对人类境况的深切理解和洞若观火的见识,更因为他对人类感情的细微捕捉和精致的艺术表达,这就是我们读《敌人的眼睛》的体验。战争已经完结,但战争中敌人的眼睛却没有随战争的退隐而消逝,它潜入人们的心灵甚至潜意识,经常出来搅扰人们的平静,卡尔维诺发现了人类心灵的创伤会穿越漫长的时空,存活在现在时。她一个人,外面是喧闹的雨声。穿过这个被雨浸透了的欧洲,过去的敌人的眼睛刺穿了这夜,正好刺中她。这是对人类境况悲哀这一面的深情发现。可是,卡尔维诺也有另一面的发现,那就是人类的自主的力量:“‘我能看见他们的眼睛。她想,但他们也该看见我们的。她于是牢牢站住,紧紧地盯住黑暗。这则寓言浓重的抒情格调平添了不少艺术魅力。
  让我们再从心理学角度入手分析。寓言对于虚无,对于无奈的悲苦状态的摆脱,是在坚实的行动中付诸实现的。人所体验到的历史记忆在个体心理中投下的阴影,是一种使人焦虑的存在。如果只是展示这种焦虑,感受这种焦虑,并且沉迷在其中,寓言所描绘的就是虚无绝望的状态——自我被恐惧和焦虑所包围,所侵蚀,在纯粹的被看中无处躲藏,丧失主体性。而对黑暗中的眼睛的注视,意味着注视者已经确立的自我的存在,不仅对他者的注视给予回应,而且坦然面对战争投在自我心理的阴影,这是对价值的主动追寻,同时也是主体的重塑。《敌人的眼睛》精神的积极一面就是这样展示的。
  优秀的文学是具有穿透力的,卡尔维诺给予了我们审视世界和人生的眼光,可以穿透迷茫黑夜的犀利眼光,这眼光会让我们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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